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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自卫反击战35周年特稿:我的一九七九

时间:2019-10-08 12:55 来源:体育网 作者:dede58.com

  在人民解放军如今的高级将领序列中,有一个群体与一场战争息息相关。

  许其亮上将,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79年时任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六师独立大队大队长;

  张又侠上将,现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1979年时任14军40师118团连长;

  刘粤军上将,现任兰州军区司令员,1979年时任41军123师367团2营4连连长。

  王西欣少将,现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9年时任第13集团军149师446团班长。

  坊间称他们为“越战帮”,这些人在战后的十几年间迅速成长为中国第四代和第五代将领层骨干。而从军履历中“曾参加对越边境作战”这一笔,成为了日后他们晋升途中抹不开的一道助力。

  事实上,1979年开始的这一场战争,其影响远不止是培养了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骨干领导层这么简单。这场战争,它不仅重塑了中国南部的复杂地缘政治格局,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军队的战争思维。它为中国军队从骨子里进行变革,提供了血的动力。

  一支军队,没有血的代价,就不可能有自我颠覆。

  往事如卷,不可尽阅。

  此刻,我们只想通过四个人的“一九七九”,来翻开35年前中国南疆那场战事的一个页角。

  讲述人:

  冯仁昌:湖南人,隶属陆军42军边防五师二团一营四连侦查员,1979年2月17日入越作战。

  李永安:湖南人, 55军163师新闻干事,1979年随部队进入越南境内,《攻克谅山》拍摄者。

  殷燕:湖北人,54军161师文艺兵,战前编入161师医院3所医务兵,1979年2月26日随部队入越作战。

  刘万传:广东人, 55军163师489团7连士兵,1979年2月17日入越作战。

 

  每个人都怕,不怕死的是电影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云南、广西两线对越南军队展开全面反击,战线迅速推至越南境内。

  来自湖南的23岁侦察兵冯仁昌,此刻作为东线(广西方向)先头部队,开始进攻中越边境线上一个高不足百米的山头——庭毫山。

  这一枪,打响了这场持续近10年的边境战争。

  冯仁昌此时入伍不满两年,隶属解放军五四二一0部队边防五师二团一营四连。算不上老兵,却也不是新兵蛋子。第一批对越作战的主力部队中,大多是77年左右入伍的兵源,20多岁的小伙子。

  冯仁昌所在的边防五师,1978年10月就已奉调进入广西前线。事实上,在战争打响的一年多前,中越边境就已处于零星交火的状态。层出不穷的边境事件,天天传进这些军人的耳朵里。

  “因为我们部队在开战前就已经部署在中越边境。有一天,一个女孩哭泣着跑到我们团部报告,称自己遭到了三名越南特工队的强奸,大家都很气愤。”冯仁昌回忆。

  边境的种种惨案,让这些热血男儿义愤填膺。保护自家女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激发血性?

  不过,一腔热血不能掩盖对生死的恐惧。这些没上过战场的毛头小伙,每一个战前的日日夜夜,都重复活在对死亡的恐惧里。

  “开战前一晚,我一宿没睡着,心理一直在犯嘀咕。上战场谁不怕死,但主要还是紧张。我没留下遗书,部队不让。”

  冯仁昌对新浪军事回忆称。

  2月17日开战当天,54军161师的殷燕,尚在师部驻地河南焦作等待开拔。161师作为第二阶段主力部队,参与了攻打越南谅山的关键战役。

  开拔前,殷燕碰到了一件事,让她记忆犹新:

  “晚上医院突然接到一名“重病号”,是482团一个连队的士兵。由于战前恐惧,割腕自杀未遂。每天医生和护士们进去为他治疗打针时,都对他投以鄙视的目光。护士给他注射时,手都格外的重,常能看到他疼的呲牙咧嘴,却不敢发出一声叫喊.。.后来在部队出征的军列停站休息时,我发现他就在我们隔壁的闷罐车厢里,一同随部队拉上了前线,不久他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在新浪军事对另一老兵:55军163师489团7连战士刘万传的采访中,有两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用简短的几个字回答了“怕不怕”的问题:

  “我只想活命” “赶快结束战争”

  冯仁昌在攻打庭毫山的战斗中异常英勇,所在连队被授予庭毫山战斗英雄连;刘万传在拔除“法国楼”工事的战斗中奋不顾身,所在连被授予对越自卫反击战攻坚英雄连,个人获勋章。

  虽怯而勇,知节知义,从来都是中国士兵最可敬的地方!

 

  真的战场,比想象的更糟糕

  胜利的光环,淌血的战场。

  李永安是55军163师唯一一个战地记者。战前一天,他曾与487团9连连长张崇福和副连长张运合喝酒壮行。

  酒酣胸胆,张运合副连长拍拍李永安的肩膀说:

  “李兄,这次去越南,我准备带着我的熊猫牌收音机,你跟着我们一起打到谅山去,到时候我们在谅山的省府,打开收音机听中央播报获胜的消息。过两天进了越南,你哪都别去,就跟着炊事班,他们去哪儿,你去哪儿。”

  2月17日,9连进入越南攻打同登“法国楼”炮台。

  战斗开始不到1个小时,连长张崇福就被打穿腰部,

  5分钟后伤重牺牲。副连长张运合随即顶替,继续带领9连进攻5号高地,一个小时后,张运合也被子弹打中头部,英勇牺牲。

  三个人,最终只有李永安活着到了谅山。

  经历了1979年那个冬天,殷燕才知道真的战场远比《英雄儿女》里更糟糕。

  2月27日晨,东线最关键的谅山战役开始。殷燕所在的161师负责主攻制高点:650高地。作为伤烈组医务兵,殷燕的主要工作是收治伤员,协助手术。此外,她还需分担烈士遗体收容,排泄物消毒等“脏活累活”。

  650高地攻坚战开始后,殷燕看到的场景是这样的:

  “伤员太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蹲着工作,一个接着一个的做手术。时间长了腿便没了知觉,就跪在地上工作。那六天六夜是我一生中工作最艰苦,最危险、最紧张的时刻。”

  有一个河南开封的兵李民,高个,白净,爱说爱笑,会拉手风琴,医院的女孩儿们都喜欢和他搭腔聊天,与殷燕相熟。

  “2月28日那天,从650高地上抬下来许多尸体。大家都在忙着工作,一个女兵突然惊呼:这不是李民吗!头的一半已被炮弹炸飞,瘫成一个血肉模糊的肉团,军装被血浸透,担架里都是血水,面目全非。要不是拿出他左上兜能够证明身份的生死牌,谁也不知道他就是李民。”殷燕回忆。

  战争的残忍让生命如草一般瞬间毁灭,多少人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就永远的倒下了。

  撤军前,侦察兵冯仁昌见到了战友在自己跟前拉响“光荣”弹的一幕。

  3月5日,在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后,我军命令部队全线从越南境内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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